初代丁克已迈入老年，直面人生三连问“后悔吗？”“孤独吗？”“老了怎么办？”
05/10
07:45
近日，“第一批丁克夫妻现状曝光”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。
一名视频博主采访了自己“奔六”的舅舅和舅妈，他们属于国内最初几批丁克家庭之一。如今面对“选择丁克是否后悔”的灵魂拷问，舅妈声称“不后悔，这是正确选择”；而舅舅却劝诫准备做丁克的年轻人：“该结婚就结婚，该要孩子还得要！”
丁克，英语DINK（Dual Income No Kids缩写）的译音，亦即双重收入，没有小孩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提出，丁克的社会学正规术语就是“自愿不育”，重点在于“自愿”。
自从这一概念于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后，逐渐发生了本土化转变，已经不限于已婚群体。当李银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北京地区自愿不育群体进行社会调查时，就将未婚人士纳入调查范围。
根据不完全统计，中国在2021年时已有逾60万丁克家庭，而2022年丁克人口进一步增长，已占到总人口约14%。那些在三四十年前选择不生育的初代丁克，如今都已迈入老年。
事实上无论年龄，所有关于丁克的讨论都绕不过这几个核心问题：“后悔吗？”“孤独吗？”以及“老了怎么办？”
新闻晨报·周到记者采访了几个不同年龄段的丁克样本，而一个思路在采访中变得逐渐清晰：不止丁克，每个人或早或晚、或多或少都将直面这些人生的终极问题。
80+丁克，已丧偶
老伴的骨灰盒还在火葬场放着
一对夫妻是否生育，最终也许只是一个骨灰盒的区别。
对于一般生育子女的夫妻而言，最常见的情况是在一方撒手人寰后，TA的骨灰盒会先被取回家，然后在冬至或者清明，剩下的一方在孩子的陪同下前往墓地将骨灰落葬。或者进行近年来流行的海葬或林葬，无论采取哪种方式，可以保证逝者的骨灰得到妥善处置。
但是，对于丁克夫妇，尤其是进入人生暮年的丁克夫妇而言，一切未必会有顺理成章的结果。网友“籽石榴”的叔父是北京人，现已年过八旬。年轻时在异地邂逅爱情，留在了当地。无儿无女相濡以沫过了大半辈子，前不久老伴去世。
这名叔父早在丁克的概念在中国被定义前，就已经成为了实践者。因此，他算得上是比初代更早的丁克。
举行完追悼会，面对被装进了骨灰盒的太太，尚未走出丧偶之恸的他更感悲从中来：
因为没有子女，也没有找到意定监护人，亲戚关系又早已疏离，自己死后很可能将无人扫墓也不会再有人续费，因此是否必须购买墓地成了一个问题；
而由于尚未考虑好有一天是否回京落叶归根，所以即使购买墓地也无法确定买在哪座城市，以及是否要把太太的骨灰带回北京和自己合葬。考虑到太太的亲人都在当地，是不是应该给他们留一半骨灰？
老人无奈之下作出决定：先将骨灰盒放在火葬场保存一年，等自己安定下来以后再做决定。
所谓的“安定下来”，指的是解决接下去在哪里度过残年的问题。他所在的城市社区养老机制相对落后，也就是说街道和居委都无力承担照看一名独居老人的责任。而考虑到高龄老人独居的危险性，“籽石榴”的叔父自己也倾向于入住养老院。
然而一名单身老人连入住养老院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——因为没有法定监护人。“籽石榴”介绍，老人找过意定监护人，但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不愿意承担这一角色。最后，“籽石榴”和养老院商量由自己暂时担任远程监护人，但需要多缴纳5000元应急押金。
老人的晚年景况也让“籽石榴”感叹：“人生无非就是用不同路径走向同一个终点的过程，永远是独自来，又一个人走。”
50+丁克，异国婚姻中
中国人养儿防老的观念
在发生有趣的转变
德国人Edward（涉及隐私，人物为化名）是个57岁的“铁丁”（铁了心做丁克），“很难说从哪个时刻起决定不生孩子，”面对我们的提问，他回想了片刻，“因为一直不喜欢孩子，所以完全没想过要生育。此外，我也并不特别为自己的基因感到自豪，以至于迫不及待地想让它得到延续。”
10多年前，他遇到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中国女人。在两人结婚前他宣布，“我不要孩子。”太太试图和他理论，但是他觉得对方给出的生娃理由完全站不住脚。“如果她的理由足够让我信服，也许我会考虑改变主意，也许。”
“然而她说，自己想生孩子主要是为了她的父母。‘他们这个年纪的老人都在抱外孙，如果他们没有第三代，就会觉得很失落，也很丢人。’孩子难道是什么保时捷跑车，用来满足老人的虚荣心吗？因此你可以想象，我很坚决地说了‘不’。”
在网上众多反对丁克的言论中占主导的一条是：不生孩子是自私的表现，因为社会的进步离不开人类的繁衍。“我觉得正相反，”Edward说，“这个地球的负担已经很重了，也许多一些我这种想法的人，对于环境对于气候的发展反而是好事。”
对他来说，无论一对夫妻是不是进行生育，他们在老年时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：你是居家养老还是进养老院？无论哪一个都需要钱。因此，你需要为老年做好的准备就是存足够多的钱。
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，“养儿防老”四个字是不容争辩的。但在西方，尤其是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并没有这种说法。“我的父母最终都是在养老院去世的，而他们可生了不止一个孩子。”Edward说，“在一般德国人的思维里，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老年负责。如果一个人有办法独立维系自己的老年生活，却依赖他们的孩子为自己养老，这是一种 很冒险的做法。”
“比如说，我明明可以每个月为养老存钱，但我却任性地给自己买了辆名贵跑车，然后指望依靠儿女生活。我知道绝大多数中国老人都不会有这种想法，他们通常都非常节俭，希望为子女留下更多的遗产。但在我们国家，的确会有这样的人——尽管只是很小一部分。他们太相信孩子能为自己兜底，最后下场凄惨。”
Edward在上海生活了20年，他注意到“养儿防老”的观念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。“我太太的父母那一辈人，通常都有四个以上兄弟姐妹。当父母生病或者因为年纪增长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时候，孩子之间可以互相协同合作，分担照顾老人的责任。”
但是到了他太太这一代，她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，而且和父母并不生活在一个城市。“我很难想象，当他们将来行动不便的时候，我太太会回到老家，负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。”他说，“当然，她肯定会为他们支付一定的养老院费用，或者出钱请护理人员上门照顾。”
“这正在成为新一代中国人理解中的‘养儿防老’，这个观念随着时代的不同正在发生有意思的转变。但是在德国，养老这件事如同大多数的事情，看不出时间的流逝带来的不同。大多数人还是遵循存钱为自己付养老院费用的原则，这点从未改变过。”
"中国的华尔街"滇池路
